鸦片战争以后，澳门的地位由于为香港、尤其是上海所取代而跌落了下来。此后由于列强的侵略，朝廷的昧于世情、颟顸和积弱，葡萄牙趁机剥夺了中国政府在澳门的行政管理权，直至１８８７年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政府通过条约承认了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之权，但要求葡国永不得擅自将澳门让与他国。尽管发生了中国政府在澳门几乎丧失主权的情形，但我们仍不能否认此前三百年间明清政府在澳门的政策，也不能否认葡人在经营澳门的过程中与中国政府的配合，更不能否认澳门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途程中所应有的历史地位。因此，费成康认为：“纵观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澳门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之一。”对于费成康的结论，研究者当然还可以继续探讨、修正，得出自己的看法。我个人认为，费成康这种研究的视野和思考的路数，是值得学术界注意的。

澳门史研究中也还存在着如下的一些困难：

困难之一：档案史料的挖掘还有待继续努力。在澳门史的研究中，除了继续发掘中文史料外，还应直接利用葡文档案史料，否则当然就谈不上全面地研究澳门四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也不能深入地研究澳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例如对澳门的主权行使，中国学者和葡萄牙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中国学者认为：中文史料证明，在１８４９年以前，中国政府在澳门的主权行使是无限制的，明清政府在澳门采取了特殊的治理办法，允许居留澳门的葡萄牙人成立管理自己事务的议事机构就是那种特殊政策之一。１８８７年通过条约，葡萄牙人取得了澳门的主权，但葡萄牙在澳门的主权行使不是完全无限制的，根据条约，葡萄牙不经中国同意，不能对澳门主权作出处置（如让与）。葡萄牙学者认为，自１６世纪中叶起葡萄牙人在澳门有限度地行使主权，这构成葡人在澳门存在的重要环节。我们知道，在１８８７年或１８４９年前，澳门葡人一直试图取得澳门的主权，但未能成功。澳门史学者如果能全面占有中葡双方有关在澳门行使主权的档案史料，进行对比研究，并参照１９世纪以前的国际法观念进行分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也许会深入一步。不管如何，中国学者如果能自由阅读四百年来澳门所保存的葡文史料，自由地阅读葡萄牙政府保存的中葡两国交涉的档案史料，对澳门史研究当有无穷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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