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1840年以前）

    近年的清史研究，不再局限于对传统中国社会内部具有固定结构特征的“共同体”的考察，而是注重探究社会集团的产生、衰亡及其流动变化。由此着眼，必然会产生新的问题。岸本美绪先生就曾提出：“在‘自由’社会里，秩序如何成为可能呢？”（岸本美绪《“市民社会”论与中国》，《历史评论》527）换言之，在实现高度社会流动的传统中国社会，秩序形成的系统以及稳定组合的要素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原有结构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将以此为基准，对去年发表的众多研究论著展开述评。

    在法制史方面，寺田浩明《明清时期法秩序中“约”的性质》（ｇōｕ＠①口雄三等编《来自亚洲的思考4》，《社会与国家》，东大出版会）和《关于明清法制史研究的对象》（《法学》，〈东北大〉58—3）两文，探讨了明清时期“规范秩序”的构造问题，也表现出作者自觉探索上述问题的尝试。传统中国社会无处不在的“约”这一行为，从表面来看，既有一方的宣示（例如禁约），也有相互的合约（例如契约），反映出二者的对立。然而，寺田先生的研究，则强调二者共有的构造，把主角和配角双方都置于一种“受约束的状态”。反过来也可以说，实际的社会状况，常常是上自王朝国家下至抗租叛乱，某一主体作为中心不断作用于“受约束状态”，以避免出现一盘散沙的混乱状况。在大千世界中，较之社会的结合、共同性这些根本问题，就连“权力”也并非是当然的存在。权力是对“受约束状态”产生作用的主体，但“受约束状态”发生作用之际，权力往往得以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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