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移民  人口空间的移动，亦即开发、移民，是传统中国社会内部所包含的社会流动性的表现之一。明清时期，移民作为边疆开发的一个方面，派生出一系列问题。其一，山林开发以及随之而来的林业发展、木材流通，造成生态平衡的破坏；其二，由于汉民族居住区的扩大而带来的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有关前者的研究，管见所及，去年发表的数篇论文可以说代表了近年研究的动向。它们是：1、宫＠②洋一《明清时代有关森林资源政策的演变》（《东洋史论集》，〈九大〉22），2 、上田信《中国生态系统与山区经济》（《长期社会变动》，《来自亚洲的思考6》），3、香坂昌纪《清代南新关与商品流通》（《松村论丛》），4、武内房司《清代贵州东南部苗族“汉化”的一个侧面》（竹内卓二编《仪礼·民族·境界》，风向社）。

    宫＠②一文阐述了自16世纪以来就存在着的一种认识，即保护森林是维持生态系统的关键，并由此而尝试从行政方面对采伐加以限制。上田一文探讨了清代秦岭山脉的山区经济，总结归纳出两种类型，一种是合乎生态系统的野蚕的饲养，即“常态的山区经济”；另一种则是采伐、烧荒等自我毁坏的“非常态的山区经济”。但是，规定这两种不同经济类型的必要性是什么呢？所谓“常态的山区经济”和“非常态的山区经济”，不过是随着开发的进展和人口稠密度的变化而出现的产生、消灭过程中的两种局面而已。香坂一文则揭示了由微州商人经营的山林木材维持钱塘江南新关税课的史实。当然不仅发源于“先进”地区的手工业制品，或米谷的流通需要研究，而且木材等“山货”的逆向流通，也应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课题。武内一文研究了林业以及不同民族间接触的问题，指出从事“山客”、“牙行”等木材交易活动的苗族，为了对抗汉族商人的威胁，而想方设法地利用各级权力机构。此时，他们为保全本民族而求助于清朝的统治观念，并把自己称之为“黑苗”或“苗人”。

    武内的研究，表现了这样一种自觉的意识和视角，即不仅仅把所谓“少数民族”视为在广大的汉民族居住区周边被“汉化”的客体，而是着眼于他们主体性的“选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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