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从以上一瞥，可以看到，这些研究，已经不限于移民、开发，或随之出现的商业化、物资流通等历史过程的恢复，而是通过移民这一视角，来开拓出有关社会结构、技术、生态系统、秩序意识等丰富多彩的论点。就方法而言，也可以说开始了“移民”史的尝试。

    商业·财政系统  泷野正二郎《清代乾隆年间的官僚与盐商》（《东洋史论集》，〈九大〉22），阐述了盐引案的焦点，即地方大小衙门未经中央许可私自向盐商收取“公费”，其中部分费用的用途也不清楚。作者指出，这是当时的财政问题必然派生出来的现象。即所谓“公费”，渊源于地方财政在“现实与原则的夹缝”中不得不确保其自身“独立财源”的意图。这实际上也是规定的原额乖离于现实财政需要而产生的变奏。

    地域社会  作为构成地域社会秩序的重要一环，有关宗族的研究去年十分活跃。中谷刚《崇明县施氏的履历》（《东亚社会史的展开》），追踪了从明末至民国崇明县大宗族施氏的活动。指出在土质疏松，经常受到水土流失威胁的区域，对祖墓的探索和改修成为确认宗族组合的契机。这一研究，显示了宗族集结的动机、方法、手段会根据各种地域状况和实际问题而采取不同的方式。片山刚《珠江三角洲的集落与“村”》（《待兼山论丛》，史学28），探讨了清末南海县、顺德县的典型事例，得出以下两点看法。其一，已经形成的地缘集团，直到设置了社稷坛以作为联结住民精神纽带的核心，才不再是“集落”。其二，在行政上，则是对自发形成的集落进行制度上的整合，形成“堡一村”行政体系。这在顺德县，表现为“村”依据地理空间的标准向“堡”发展；在南海县，则是以承担该村赋役任务的族姓归属所在为依据，来决定“村”和“堡”的归属关系。在此，作者特别强调了以社稷坛为中心的地缘集团的共同性，而“集落”，则是自发形成的群体。这一视角，与所谓“村落共同体”论是截然不同的。顺带提及，在该文所作的“集落”研究的背后，有作者已花数年时间并且仍在继续进行的实地调查的大量成果，即《华中、华南三角洲农村实地调查报告书》（滨岛敦俊、片山刚、高桥正，《纪要》，〈坂大·文〉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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