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其采用的开彩形式是“在城隍庙戏台上延请耆儒一位，童子两人，对越神明，秉公拈阄。初七日在罗神殿保婴总局凭票对号，照发所有号数物件。一经掣定，即缮具总单，实贴庙中大殿。如有怀私，天厌之”[11]，但是这次活动在整体上仍属一种新式筹赈手法。而且，对于这里所说的“彩票法”，义赈同人后来明确地说就是“吕宋彩票之法”[12]，因此这次活动遂成为国内首次对吕宋票的公开仿效。另外，此次赈彩的销售大概颇为顺利。这表现在，不仅这次活动在原定的九月初六日（10月20日）如期开彩，而且一月之间该赈所的二千号彩件便仅剩三十余号[13]。嗣后，在上海赈所这次活动的启发下，扬镇赈所在同年十一月间处理本所的助赈物品时也如法炮制了一次[14]。  

尽管“丁戊奇荒”期间义赈售彩助赈之举仅此两例，但是倘若与当时彩票在中国的命运联系起来，便可发现这种举动在中国近代彩票发展史上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由于很久以前的抽奖票就被当作一种*形式[15]，所以禁*极严的清代官方虽说控制不了吕宋票，但一直照*例禁止国人仿办同类形式的彩票。就在义赈同人首次举办赈彩售物的次年，上海县官府还出示禁止“仿照吕宋发财票号数、设绸绉台凳卖票者”，并于是年六、七两月间分别处理了两批托寄洋商名下私制彩票之人[16]。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间，汉阳官府还发布了严禁彩票的章程，其惩罚力度也极为严厉：[17]  

主使发贴吕宋票之人，照造卖*具例，发边远充军；伙同代贴者，照贩卖*具例，杖一百，流三千里；买回得彩者，照为从例，杖一百，徒三年；窝顿容隐不首之犯，分别照例革究枷示。  

可以说，汉阳官府的这种做法正是清律一贯精神的反映。而照此情况来看，国人自办彩票欲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可以说是困难重重。然而，由于义赈同人在光绪五年的公开售彩之举没有受到官方的任何干预，这就预示出彩票完全能够在中国找到一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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