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绅士阶层在清季已发展为基层社区控制系统中最主要的集团力量，扮演着远非王朝所期待的社会角色。他们不啻干预公事，甚至发展为同封建官府相抵牾的势力。如“福建省会，素称人文，惟绅士把持政务。”[(32)]绅士势力的张扬，使得许多地方官仅仅成为绅士的“监印”，而无法直接插手地方公务。“自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士而有为。”[(33)]在绅权勃盛的湖南地区，竟致于形成“自成同军兴以来，绅权大张，虽举贡诸生皆得奋其口舌与地方官长为难”[(34)]之势。绅士作为一个居于地方领袖地位和享有特权的社会集团，在维系正常社会秩序的官、绅、民三种力量中，灵活地也是谨慎地逐步突破法定的限制，使自身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也更为多样。一般说来，绅士从事的地方社会活动主要有三大项：
1、地方学务。绅士都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和热心支持者。地方兴办学务，修建社学、义学，都是绅士们义不容辞的职责[(35)]。陈宏谋所拟定的“义学条规四则”，规定“馆师”的选择范围，也局限于绅士，“无论本地举贡生员及外来绅士，必须立品端方，学有根底者，延之为师”[(36)]。所以，地方学务及其他文化建设一向归绅士把持。
2、地方公产。属于地方公共财产、经济事业，官府并不直接参与管理，通常“以其事委诸绅士。”[(37)]借此，绅士们“垄断了一县公产的经济命脉”[(38)]。在地方社仓管理中，绅士优先担任社长或仓正，从地方公共经济利益上，保障着这一阶层的权益。乾隆年间，广东巡府李湖在其《酌定社长章程疏》中，明白无误地突出了绅士对于社仓管理的特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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