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绅士违法的处置，必须按照严格的特定程序，否则地方官就可能因其擅权而被参劾。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不平等的本质特征“生员犯小事者，府州县行教官责惩。犯大事者，申学黜革，然后定罪。如地方官擅责生员，该学政纠参。”[(13)]“生员关系取士大典，若有司视同齐民挞责，殊非恤士之意。今后如果犯事情重，地方官先报学政。俟黜革后，治以应得之罪。”[(14)]在身分社会里，任何昭示尊贵等级的身分，都具有该社会制度所给定的经济、*、法律的特权，也只有因此，拥有身分的人才能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拥有特殊的地位和权势。“是以一游黉序，即为地方官长所敬礼，乡党绅士所钦重，即平民且不敢抗衡，厮役隶人无论矣。……故一登科甲，便列缙绅，令人有不敢犯之意，非但因其地位使然，其品望有足重也”[(15)]。 

身分等级的差别必然包含着严酷的法律不平等的内容，而法律的不平等又必然要社会化为身分的差别。所以，绅士的地位成为社会价值定向所在：“一得为此（指生员），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16)]绅士居于“四民之首”的社会依据及其文化根据是什么？晚清著名的经世学者包世臣有一段并不触及其根本的文字：“夫无农则不食，无工则无用，无商则不给，三者缺一，则人莫能生也。至于士，若介介无能为人生轻重者，而位首四民。则以生财者农，而劝之者士，备器用者工，给有无者商，而通之者士也。然则修法以劝农，使国富而主德，抑先求士而已。”[(17)]有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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