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政权在基层社区的实施过程中，被绅士所分割，从而形成了并无法定依据却为社会所认可的“绅权”。绅士的权力“是靠身分获得的。在不变的秩序下，传统的权力不易遭受别人的反对，人们可以乐于接受它的控制，绅权的大部分是根据这一来源。”[(56)]如此，作为地方利益的绅权在范围和力度上都有一定的权威性：“东南巨族大家，冠盖相望，州县每有兴革，凡不便于绅士者，辄倡为议论，格而不行。”[(57)]结果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官不过为绅监印而已。”[(58)]而且，绅权作为非正式的权力力量，常常扩张到官府难以接受的程度，这首先体现在赋税方面。绅士常自称为“儒户”、“官户”、“城户”、“大户”，称平民为“民户”、乡户”、“小户”，并依此形成交纳赋税的不平等。如江北“漕价向有绅户、民户之别，又有城户、乡户之别。绅户每石有全不完者，有收二千余文者，有收三千余文者。……民户、乡户则有收至六七千文者，甚有收至十五六千文者。低昂悬殊，骇人听闻。”[(59)]纳税的不平等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一直是清政府十分关注的问题。经世学者冯桂芬为此提出了《均赋说》四篇，其中就有两篇是针对绅士而言的，“同一业田，同一完粮，人何以宜多，我何以宜少？”“我能保子孙之为绅不为民乎？……国课之宜完，民艰之宜恤，为士者必知均赋为善政。……为民者可以不知，为士者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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