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拒缴赋税或有意拖欠，会被革去身分或追究治罪：“应纳钱粮以十分为率。欠至四分以下者，举人问革为民，贡监生员并黜革，杖六十。欠至七分以下者，举人问革为民，杖一百，贡监生员俱黜革，枷号两个月，杖一百以上……。”[(61)]但是皇权威势下的治罪条例并不能有效地控制绅士的特权。咸丰九年“江苏生监多有不安本分，包漕抗粮种种恶习，教官并不能稽察约束。”[(62)] 

此外，绅士的权力还扩展到司法领域。绅士们“凭借门第，倚恃护符，包揽钱粮，起灭词讼，出入衙门”，甚至“私设公堂和私藏刑具”[(63)]。江苏巡抚丁日昌在沐阳县令到任时，就提醒他，该县绅士周绍虞、王汝栋为当地讼棍，经常与县役声气相通，起灭词讼[(64)]。在四川，“讼棍多系贡监文武生，唆架扛帮，大为民害。”[(65)]因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作为地方官的知县的司法权。“由绅士解决的争端大大多于知县处理的。”[(66)]清朝统治下的地方社会权力的很大一部分为绅士所控制，绅士无疑时常制约着“官权”的行使。乾隆年间云南安村发生水灾，地方绅士郎秀才向县官报灾，县官亲自坐八抬大轿下乡勘灾。勘查结果认为灾情不重，这自然触怒了绅士。郎秀才指斥县官糊涂，并唆使村民将其坐轿打坏。县官在难堪之下，只好溜出安村[(67)]。因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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