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方政府在无法取消加捐的情况下，为缓解小车工人加捐后的困境，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努力： 

其一，提高运费。经上海县署提议并与上海领事团协商，双方同意自7月1日起，也就是与小车加捐同步，适当提高小车运费，凡客栈、商埠、码头等运货，加车资10文，私人雇车加资5文。这样，就将捐费的一部分转嫁到租户身上，“名为出自车行，实是缴由租客”（注：《苏松太道告示》，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四日，上海档案馆藏公共租界总务处档案，1897年小车工人抗捐事件。UI-5-73，第65页。）。 

其二，补贴捐费。6月25日，上海道刘麒祥、署上海知县黄承暄、英租界会审公廨谳员屠作伦与中国通商银行董事严信厚、江北通瀛公所董事等20余人经过商量，决定对所加新捐200文中，由小车工人负担100文，其余100文由各业帮助补贴解决。这样，经过抽肥补瘦，将一部分新增捐费转嫁到相对富裕的商人身上。舆论评论此举“不惟收拾民心，颂声雀起，久而弗替”，而且起到解决游民就业、不使流为盗窃、稳定社会的作用（注：《论通瀛公所津贴车捐之善》，《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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