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自己的子民，他们反对的实际上是西人的政权。因此，上海知县在感情上比较同情小车工人。4月5日，当一大批车夫涌至县署，要求父母官为他们作主的时候，署知县黄承暄表现出少有的耐心和细心。他传开设车寓之周竹山、李大祥、王复林、张言序、王信保、张文耀、张旺扣、包载卿、沈金鳌及受伤之周高群、黄渭章、张扬扣等12人，问他们何处人氏，车从何处而来，价值几何，车捐先前多少，现在多少，每日能得几钱，为何抗捐，要他们详禀租界巡捕镇压车夫的细节，并叫车夫留下西人巡捕行凶的佩刀、印度巡捕裹头的红布。他们这样做，实际是搜集与租界谈判的资料。上海知县和会审公廨所出告示，也明显地站在车夫一边，内云：
照得本廨本县据小车夫周竹山等联名禀，称身等在租界推车度日按月每车捐钱四百文，情形已极困苦，现在工部局又议加月捐钱二百文，万难措缴，生计将绝，命若倒悬，禀乞援救等情，据此查租界小车，依此为生者，人数众多，终朝辛苦，所获微资，仅敷糊口，原捐为数已巨，若再加捐，该车夫等实力有未逮，据禀前情，业经会衔禀情道宪照会租界领袖总领事，转饬工部局暂停加捐，尔等须知外国官董亦皆仁慈为怀。（注：《续记小车夫闹事后情形》，《申报》，1897年4月7日。）
这不啻在为小车工人叫苦。
抗税抗捐是晚清中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官民冲突比比皆是。但是，在这里，就上海县与车夫的关系而言，官民不是那么尖锐对立，他们倒是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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