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留美学生对美国的认识问题。对于负笈美国的留学生来说，美国意味着什么？陈翰笙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船终于在美国旧金山靠岸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我不仅跨过了一个太平洋，而且跨越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从一个等级森严、思想禁锢、毫无民主自由可言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了一个注重科学，讲究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在我面前揭开了新的一页（注：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即使在“新中国”熏陶了如此之久，在回忆录中不忘保持其中国*党员本色的陈翰笙还会下意识地流露出这样发自内心的述说，可见美国对这些学生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是他们人生长河中的“新历史”阶段，他们看到的是美国社会的富强与发达、民主与自由、和平而安康，以及科学与全新的知识体系。美国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模本，是他们选择国家建设方案与道路的最好榜样。

其次，他们面临的中国又是一个什么形象呢？等级森严、思想禁锢，毫无自由与民主可言是现实；落后贫弱、被人欺辱蹂躏也是事实；*不宁、内战频频与贪官污吏鱼肉百姓仍然是真实。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政客们还像对待科举时代的士子一样对待留学生，无论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都对他们进行甄别考试，他们回国后没有发展的社会环境，不在学术与扩展中国实业上努力，却在政界消磨时光，“一言以蔽之，即归国后无正当之用途。无论在外国时所习何科，归国后辄以官吏及教员两途消纳之，此外虽有间执他业者，亦多用非所学。”（注：张贻志：《告归国留学生》，《留美学生季报》1916年春季号。）作为新一代华夏子孙要担负起振兴祖国的命运，因此他们在美国就开始实习美国那一套民主而健康的生活，并准备将之移植到中国；他们成立各类学术团体，欲发达中国学术，建设中国。可见，留美学界的社团活动与留日学界有着本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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