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单位产量的提高，使湖南的粮食产量迅速增加。在明中叶犹有“苏松熟，天下足”之谚语，但到这时已由“湖广熟，天下足”，“湖南熟，湖北足”取而代之。谚语的变化反映了这时的湖南已取代苏南成了全国主要的粮仓。

　　在粮食产量增加的同时，经济作物也普遍种植起来，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经济作物排挤粮食生产的现象。如巴陵“滨湖、沙土宜种木棉”，而棉花收入高于粮食生产，因此许多农民易田土为棉田；[3]平江“红茶盛行，泉流地上，凡山谷间，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4]善化“一亩之烟，可获利数倍”，“或至废田与园而为之。”[5]

　　手工业生产的进步是道咸年间湖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另一表现。冶铁、冶钢、采煤、印染、制茶、纺织、制糖、造纸等行业在这时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某些部门中还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作坊。如宝庆武冈的大条钢极负盛名，道咸年间仅宝庆就有铁纺二十余家，年产钢条一万余担；桂阳州的铜矿，每矿工人多在千人以上；巴陵的棉织业，平江的制茶业，浏阳的鞭炮制造业都很有名气，其产品畅销全国。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尤其是经济作物区域的形成促进了生产粮食的农业和生产手工业原料的农业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工，过去在土地上单纯生产使用价值的部分农民开始从简单的农耕生活中游离出来，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特别是农副产品的加工，成为小商品生产者。因此，道咸年间以男耕女织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呈现出解体的趋势。有人曾对巴陵的棉织业作过这样的描绘：“巴陵之产，有名者布。初邑之山中，多作小布。……其后二、三都及冷铺、三港觜诸处产棉，而一都人工作布绝精匀，谓之都布，二、三都谓之三都布，男妇童稚皆纺织，布少粗，而多吴客，在长沙、湘潭、益阳者，来鹿角市之。”[6]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巴陵棉布业的发展过程。这时巴陵的棉织业已不再具有传统的家庭副业的性质，所从事纺织的农民是小商品生产者。其他如平江的制茶业、常德的丝织业、湘潭的麻纺业都发生了类似变化。伴随着这种变化，农民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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