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年间湖南地主阶级生活状况最显著的变化是高利贷型的地主经济十分活跃，不少地主除了凭借封建土地所有权对农民进行地租剥削外，还极力跻身于高利贷者的行列，对农民进行高利贷盘剥。如岳阳地主“最重放债”，[15]巴陵“家有赢谷者，多积头谷，头谷者，人贷具谷，加息以偿”。[16]当时借贷一般是春借秋还，石息三至五斗，需以衣物土地作抵押，具有时间短、利息高、条件苛刻的特点。地主高利贷型经济的活跃，不仅使“田垄置人，望岁勤者，日以穷困”，严重地影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而且也造成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愈加迅速，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与地主阶级相对立的是农民阶级。根据所占生产资料和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不同，农民阶级又可分为自耕农、佃农和雇农三个阶层。道咸年间占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的处境越来越险恶，他们既因与市场联系的增多而倍受中间商人的剥削，也因银贵钱贱的影响，“以办饷折漕为苦”，[17]加上天灾频繁，土地兼并浪潮的汹涌，自耕农民纷纷破产成为租地而耕的佃农。因此道咸年间湖南自耕农数量日减而佃农迅速增加，所谓“十分其农，而佃种居其六”，[18]就是这一情况的真实纪录。

　　道咸年间湖南地主加重了对佃农的剥削，他们采取的方法有三种，一是额外征收“顶费”，农民为取得租佃权必须向地主交纳一笔巨额花销；二是增加进庄押租，农民在佃种之初“先纳银若干”；三是提高地租数额，一般是“主佃各得其半”，甚至有高达六、七成者。地租形态这时也因商品经济的增长而发生了变化，货币地租和“加银减租”的现象普遍流行，农民除受地主的剥削外，为了获取货币还要受中间商人的盘剥。凡此种种，使广大佃农“其得以暖不号寒，丰不啼饥，而可以卒岁者，十室之中无二、三焉。”[19]

　　雇农无任何生产资料，仅以自己的劳动力受雇于人而“力佃自活”，“其年长者曰庄头，月计曰月工，日计曰零工”，[20]收入微薄，难以养家糊口。雇农除受地主超经济的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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