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民人数的剧增是道咸年间湖南阶级关系出现的一个新动向。许多破产农民因无法在本乡本地谋生而不得不扶老携幼，离乡背井，过着四处流浪的生活。据史料记载，道光末年，仅省会长沙，“客民就食者”就不下十万。[21]并且随着破产农民的不断增加，从农民中游移出了一个新的阶层——流民阶层。流民阶层的出现既是道咸年间地主阶级加强了对农民剥削的直接结果，也是引起社会秩序混乱、促使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

　　道咸年间湖南地主与农民生活状况的变化，客观上有利于湘军在湖南的崛起。一些濒临破产的中小地主为了摆脱困境，获得新的发展，则改弦易辙，企图从投身湘军的活动中寻求出路，他们成了湘军建立的阶级基础。考察湘军中下级军官，中小地主出身名居于多数；生活日益困苦的农民，除了部分破产后沦为一无所依的流民外，有的则因生活所逼不得不弃耕从戎，依赖湘军优厚的饷薪养家糊口，这就为湘军的崛起提供了充足的兵源。而曾国藩也正以升官发财为诱饵驱使他们为自己卖命。曾国藩让水师士兵背熟的“水师得胜歌”，最后两句就说：“仔细听我得胜歌，升官发财笑呵呵；”[22]至于人数众多的流民，开始虽被禁止投身湘军，但后来随着湘军出省作战和兵额的剧增，也成了湘军兵源的重要补充。

　　　　（三）

　　道咸年间湖南的阶级矛盾特别尖锐，农民抗租抗税和武装起义连绵不断，此伏彼起。仅粗略统计，从１８４０年—１８５０年间湖南就发生民变或农民起义二十余起，其中以１８４３年武冈饥民阻米出境斗争、１８４４年湘西苗民抗租和耒阳农民抗粮起义、１８４７年湘桂边境瑶汉农民起义以及１８４９年李沅发起义规模最大，参加人数都在千人以上。这些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道咸年间*黑暗、吏治腐败、地主阶级对农民剥削不断加重。咸丰元年湖广总督程矞采向咸丰汇报湖南的吏治情况：“属员胆大狂为，丁役营私舞弊，门丁书吏因缘为奸，弊端百出，吏治所由日坏。”[23]尤其是湖南的漕粮苛重，百弊丛生，为他省所不及。据湖南官府自己承认，“征粮积弊，浮费繁多，有言州县借以办公者，名曰漕条；有以刁劣绅民渔利分肥把持漕务者，名曰漕口；此外上司衙门则有漕规、漕馆名色，州县衙门则有书差、仓征、揭垫、勒收利息等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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