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讲过学，并创立了“湖湘学派”。后虽经几次学术变迁，但程朱理学在湖南一直兴盛不衰。有人描绘这种情况说，清乾隆以来汉学风行海内，“而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有言字体音义看，恒戒以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书，务以程朱为宗。”[34]可是到了道咸年间，随着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的变化，湖南学术界也出现了新的动向，这就是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当时的一些文人学者一反传统理学空谈义理和汉学、脱离现实的学风，而提倡“通经学古而致诸用”，认为“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35]主张把视野转移到研究解决现实问题上来，并在吏治、河工、海运、盐政、治军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在这方面对湖南学术界影响最大的要首推魏源以及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所辑录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由贺长龄刊刻发行后，“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36]左宗棠就曾反复展读过《皇朝经世文编》，直到晚年他还十分推崇魏源说：“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推默深与定庵。”[37]而陶、贺诸人或以地方大吏的身份主持各项改革，实践经世致用，或主持书院，授徒己学，湘军的主要骨干胡林翼、江忠源、左宗棠、罗泽南、刘蓉、刘长佑等都是陶、贺的门生故吏，深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如胡林翼是陶澍的女婿，“习闻绪论，有经世志；”[38]左宗棠既是陶家的门生，又是贺熙龄的学生，贺“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贴括。”[39]
由于湖南士人普遍具有经世致用的思想，因此他们大都具有强烈的*意识和入仕愿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理想抱负。罗泽南早年家境多难，但他“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40]王鑫公开宣称，“人生一息尚存，即当以天下万世为念。”[41]左宗棠在自己科场考试落第之时，却写下了“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42]用来鼓励自己。正是这种强烈的*意识和从政愿望，促成了湖南士人特有的卫道感和*敏感性，而湖南内陆闭塞古朴的乡风以及动乱不安的社会环境，又铸造了他们强悍好斗的性格和丰富的斗争经验。
道咸年间湖南士人除曾国藩等少数几个人通过金榜题名而官运亨通外，绝大多数士子则蛰居在家，过着不得志的耕读生活。还有不少人因土地兼并而家道中衰，如罗泽南“家酷贫”，经常无米下锅；[43]左宗棠早年生活也很清苦，因讨不起老婆才做上门女婿。[44]这种社会现实既使他们感到不满，发出了“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治策安”的悲叹，又使他们把投身湘军看成了跻身官场、实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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