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的局部解体是与国内市场的初步形成同步进行的，因此在道咸年间，从事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交换的中心场所——城镇和农村集市则发展起来。如湘潭“帆樯杈集，连二十里，厘市日益，蔚为都会，天下第一壮县也。”[9]来自全国各地的富商巨贾，都在这里开铺设店，追逐厚利。武冈虽偏僻闭塞，但全州“凡市镇数处，列肆多则八、九百家，少至数家”。[10]至于农村集市，更是星罗棋布，凡交通要道、渡口码头莫不皆是。

　　道咸年间湖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湘军的崛起提供了物质条件。充裕的粮食剩余和丰富的手工产品有利于湘军就地征集给养，后来十余万湘军出省作战，其饷需主要依赖于湖南的支撑，据不完全统计，仅厘金一项，湖南每年调拨湘军就达八、九十万至一百一、二十万不等，至于捐款的数字可能更为可观；[11]商品经济的增长和国内市场的初步形成，改变着昔日各地很少往来的封闭局面，加强了湖南人的群体意识，使建立一支统一的湘军成为可能。

　　　　（二）

　　道咸年间在湖南生产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然而由于商品经济的渗透和发展，又使得阶级关系呈现出某些不同于过去的时代特征。研究和描绘道咸年间湖南地主与农民的生活状况，是我们探索湘军崛起于湖南社会原因的重要一环。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期的封建地主阶级。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和集团竞相兼并土地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司空见惯的事情。早在清乾隆时期，湖南就掀起了土地兼并浪潮，至道咸年间，随着商品经济的增长，土地兼并更为激烈，不仅广大农民“破产相踵”，[12]就是那些中小地主也难逃破产的厄运。当时有人这样描述过中小地主土地的丧失：“向之衡宇相望、阡陌相望者，今皆鬻为他人，有其未尽鬻者，特无人鬻耳。”[13]曾国藩的姑父彭宜仁，在嘉庆年间家里还是“物产殷饶，内奉菲薄，外园丰结”，但到了道光中却变得“稍次歉绌矣”。１８３９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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