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囚服破帽，率以五六十为群，沿街攘臂，叫喊呼号，而元辅三第前后左右，日不下数千人。”（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万历十六年，上海大饥，“桀黠者煽众环富室告贷，寻间入室中，尽夺其所有，报复杀伤甚众。”（注：同治《上海县志》卷三十。）崇祯十三年，吴江县米价腾涌，“乱民朱和尚等，率饥民百余人，强巨室出粜，不应则碎其家，名曰‘打米’。各村镇皆然”，一邑骚动。（注：乾隆《吴江县志》卷四十。）同年，“苏郡蝗灾，斗米千钱。城中申少师、范长白、管进士玉音家，俱被饥民抢劫一空。”（注：《丹午笔记》八一《蝗灾饥荒》。）
再次，他们面临乡民的抗争。晚明乡绅横暴乡里，把持地方政事，劣迹斑斑，史书多有记载。如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畏明论，不畏清议，吸人膏血，啖国正供，把持朝政，浊乱官评”，为人疏参。（注：《虞阳说苑》甲集《张汉儒疏稿》。）这激化了绅民矛盾，以致乡绅成为众矢之的。如江阴豪绅钱海山，财货山积，嘉靖四十五年，“数日间，悉为乡里豪强辈群起而分拉之，若许庄，若马路庄，约其屋之数，俱数百间，高墙深池，规模伟丽，仅两日，抢拆一空，即成白地。”（注：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四《海山覆败》。）乡绅董其昌父子，肆行不法，三县军民共愤，齐集董宅，“且拆且火，数百余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园亭台榭，密室幽房，尽付之一焰中矣”（注：佚名：《民抄董宦事实》。）。一时“三吴世家大族，人人自危，恐东南之变，将在旦夕”（注：佚名：《民抄董宦事实》。）。
面对上述情形，当时江南社会治安体制无能为力。一方面由于人口流移、缺乏编审，作为基层社会主要治安工具的里甲组织已名存实亡；另一方面，当时江南军备废弛已极。以南京为例，作为南都禁卫军的“营兵”，初时10万有奇，至万历时，仅存27,000有奇。嗣虽添设陆兵营、水兵营、标营，但形同虚设，“大都旧营徒手寄操居什之二，老稚疲癃居什之九。新营近亦强弱居半，概不足恃。若江北浦口营兵二千名，池河营兵三千名，皆名存实亡。”（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二《营兵》。）以市区治安力量而言，南京起初并“无巡逻马步军”，后来虽然奏设，但日久废弛，一遇大盗，望风奔逃，以至“见任士大夫有被其害者”（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二《营兵》。）。南京的治安状况尚且如此，其他城镇可想而知。至于地方警备力量的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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