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绅士地主既不能依靠政府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了对付“顽佃刁民”，便只好自觅“打手”，看家护院了。如民抄董宦时，“董宦见万民汹汹，祸在旦夕，纠郡中打行恶少捍卫。”（注：佚名：《民抄董宦事实》。）史载：一日，有刁民六七人入乡绅徐阶宅，徐府“拥健儿百余，取泥粪，自头至脚，且涂且灌，须发以内，无不沾足者。遂逐之出，有诈跌仆地死者，健儿争溺其口。”（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这些“健儿”正是徐府雇佣的打手。这也是打行得以存在的重要因素。

    5、募兵制的兴起。明初，朝廷实行兵农合一的卫所制度， “边腹内外，卫所棋置，以军隶卫，以屯养军。”卫卒平时负犁耕作，战时荷枪作战，亦兵亦农。其后因死亡逃匿等因，“什伍日亏”（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二《勾军可罢》。），“东南沿海卫所军政不举，武备尽弛。”（注：《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之一。）嘉靖三十九年，戚继光在清查沿海卫所时言：海门卫旗军左等四卫，原设官军六千五百二十八员，现存官军止一千一百八十三员；中所百户伍内，原额一百一十三户，今存者止老军二户。（注：《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之二。）由是，明政府转而推行募兵制，“军外募民为兵，屯外赋民出饷。”嘉靖以后，东南倭乱兵变相乘，江南出示募兵，以佐军旅缓急。因土著之谨厚、富实之家都不愿意应募，乃只好“招一切无赖，使纨绔将之以对敌。”（注：叶权：《贤博编》。）一时光棍游食之徒充塞行伍间，如巡检司弓兵“皆系光棍包当”（注：《明朝经世文编》卷二六五，胡宗宪《题为献愚忠以裨国计疏》。），南京振武营卒“多无赖子”（注：《明史》卷八九《兵一》。）。平定倭乱以后，江南仍有雇佣恶少入伍之事。如倭乱时，南京招募浙兵备倭。倭事息，此兵遂不可撤。“其人多趁悍，间有事故死亡，若归故土者，雇倩本地恶少年冒充之，而享其糈。地方毫无所益，而岁费钱谷几十万……尤可恨者，群聚剽市人之物， 或公然为劫盗，奸乱无所不至。”（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一《浙兵》。）这助长了打行势力的发展。《明世宗实录》云：“苏州自海寇兴，招集武勇，诸市井恶少，或奋腕称雄杰，群聚数十人，号为打行。”（注：《明世宗实录》卷四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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