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们面临佃仆的威胁。江南土地高度集中，“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这些佃作者既包括原无田产者，也包括“投靠”而来的奴仆。豪绅徐阶、董份、董其昌家，投靠家奴皆达上千。方其乡居之时，乡绅与佃仆的关系相对密切，这些佃仆不仅为他们耕作土地，而且充当他们的“自卫力量”。然而，随着城居化的推进，主仆关系不仅因城乡地域差距而日益松驰，而且因地租日重而不断恶化（注：江南不仅以赋重为时人瞩目，也以租重为人诟病，史籍多有记载。如《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云：江南“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主奴关系因此由“相资相养”一变而为“相猜相仇”（注：细田浩二：《明末清初江南にぉける江南地主奴仆关系》，载《东洋学报》50卷3号，1967年。），佃户抗租事件时有发生，“差役不敢至其门”（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六七六《苏州府部·苏州府风俗考》。）。如万历年间，无锡县“佃田者不输租”（注：万历《无锡县志》卷四《风俗》。）。天启四年，吴江县佃农“不辨荒熟，概不完租。”崇祯十一年，吴县横金各乡农民结党抗租，“田主有乡居者，征租于佃户，各佃聚众焚其居，抢掠其资。”他们在唐左耕等人率领下，“纠合沿湖三十余村，刑牲誓神，村推一长，籍罗姓名，约佃农勿得输租业主，业主有征索，必沉其舟，毙其人，愚民煽惑，挥戈执械，鸣金伐鼓，聚及千余，焚庐劫资。”（注：叶绍衷：《启祯记闻录》卷二。）尤其在明末，江南普遍出面了抗租奴变，嘉定、金坛等地“群奴揭竿倡乱，邑绅尽受其殃……捕其主拷掠索身契，众千万人，邑令不能剿。”（注：转引自谢国祯《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1页。）

    其次，他们面临游民、饥民的威胁。如前所述，明朝中期以后，江南城镇多有游民集聚。嘉靖三十八年，苏州“城中游民结聚成群，随路抢夺。”（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八七《苏州府部》。）徐阶家居时，“时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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