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南京城，辐辏四海，水陆交通异常发达（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二《南京水陆诸路》；卷一《风俗》。），大中桥、三山街、斗门桥、中正街一带，百货聚焉，“市魁驵侩，千百嘈＠⑤其中。”（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二《南京水陆诸路》；卷一《风俗》。）苏州“众艘聚焉，转输村镇，旋及旁邑，莫不赖之。”（注：嘉靖《吴邑志》卷十四《物货》。）杭州香市期间，远近商贾香客蜂拥而至，“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凡四阅月方罢。”（注：张岱：《陶庵梦忆》卷七《西湖香市》。）松江隆庆以后，游船渐增，而夏秋间泛集龙潭，颇与虎丘河争盛矣。松人用以设酒者，无虚日。（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纪风俗》。）在这种人稠物盛的环境中，打行不仅易于找到勒诈打劫的对象，而且易于觅得雇主，更重要的是易于藏身。无锡城北门之外，群商聚集，流氓充塞其间（注：万历《无锡县志》卷四《风俗》。）。周忱云：“天下之民，常怀土而重迁；苏松之民，则尝轻其乡，而乐于转徙。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其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注：《明经世文编》卷二二，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这里所谓“售其巧”，既指苏松之民可以在市镇从事正当职业，如改业工商或充当雇工，又指在城市可以做“浮食游民”。正因为如此，所以“苏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艰窘不得已逋逃；及其后也，见流寓者胜于土著，故相煽成风，接踵而去，不复再怀乡土。”（注：《明经世文编》卷二二，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或许正是因为得以“售其巧”，所以江南流民最差的归宿是充当流氓，而北方流民由于没有发达的城镇将其吸纳，不得“售其巧”，最终走上了造反之路。
3、社会结构的活化。与市镇经济发展相对应，明中叶以后， 江南社会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从职业结构而言，不仅出现了“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的迁业态势，而且出现了士与商、士与工相混的职业错动融合趋势（注：有关江南绅士业商业工的记载很多，如黄省曾《吴风录》云：“吴中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于慎行《谷山笔尘》卷四《相鉴》云：“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多以纺织求利。”）；从居民结构而言，各市镇流入大量移民，这些移民既包括去农而改业工商者，也包括失业离乡的流民，还包括外地流寓商人。如南京城，“百物皆仰给于贸居，而诸凡出利之孔，拱手以授外土之客居者。如典当铺，在正德前皆本京人开，今与绸缎铺、盐店皆为外郡外省富民所据矣。”（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二《民利》。）从阶级结构而言，在商品经济的牵引下，财产转移迅速，各社会阶层“起落不常”，“每见贸易之家，发迹未几，倾覆随之，指房屋以偿逋，挈妻孥而远遁者，比比是也。”（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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