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些流失的人口到底流移到哪里去呢？苏抚周忱归纳为大户苞荫、豪匠冒合、船居浮荡、军囚索引、屯营隐占、邻境蔽匿和僧道招诱等七种流向（注：《明经世文编》卷二二，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何良俊则归纳为四种流向：“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三《史九》。）

    在以上不同的流向中，一部分人得以迁业或觅得栖身之所，而另一部分人则蔽匿邻境，船居浮荡，游手趁食，成为社会盲流，城镇中一时“袖手游闲者，肩摩踵接”（注：崇祯《嘉兴县志》卷十五《里俗》。）。这些人除了“气力”之外，一无所有，为了谋生，“什伍为群”，死党相结，专恃“勇力”过活。《江南通志》云：“打降之为害，地方惟三吴有其事……询其根由，始于游手无赖，各霸一方。”（注：康熙《江南通志》卷六五《艺文》。）《上海县志》云：万历时，本县打行之风颇盛，“此辈皆系无家恶少，东奔西趁之徒。”（注：康熙《上海县志》卷一《风俗》。）《无锡县志》云：“里路新街等巷，恶少年群聚夜游，以诈谋拳勇，凌轹暗弱，谓之打行。”（注：万历《无锡县志》卷四《风俗》。）《云间据目抄》亦云：“恶少打行，盛于苏州……此辈皆由三十年来承平生育，兼以生计甚难，祸心日炽。”（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纪风俗》。）这是打行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

    2、市镇的繁荣。明初江南邑里萧然，生计鲜薄， 经过几代承平发育，到明中期以后，面貌大为改观。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