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辈盘伏甚奥且夥，大人包而柔之，自然销伏，不可尽，亦不可与争。”大立遂欲作罢，但巡徼者欲赎罪立功，捕之甚急，打行愈加汹汹不安，乃相与歃血，以白巾抹额，各持长刀巨斧，夜攻吴县、长洲及苏州卫狱，劫囚自随，鼓噪抵都察院，劈门而入。大立率妻子逾墙遁去，险些丧命其手。随后，打行纵火焚毁公廨及所奉敕谕符验金字旗牌等，复“引众欲劫府治，知府王道行督兵勇列队御之，戒勿轻斗，炮鼓间发。诸恶不敢纵。将曙，乃冲葑门，斩关而出逃，入太湖中。”事闻，嘉靖帝命大立戴罪严督，刻期捕灭。（注：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三十《苏州打行》。）打行势力之盛，于此可见一斑。
入清之后，打行依然活动，只是在称谓上有所变化，即清人一般称之为“打降”。《坚瓠集》云：“（打行）鼎革以来，官府不知其说，而吏胥又不晓文义，改做降字。但此辈惟得钱为人效力耳，何尝欲人之降。此予少时所亲见，今此辈久而不变，故记之。”（注：褚人获：《坚瓠集》九集卷二《打行》。又清代“打降”一词，还有打架之意。清郝懿行《证俗文》六《打降》云：“俗谓手搏械斗为打降。降，下也，打之使降伏也。方语不同，字音遂变，或读为打架，盖降声之转也。一读为打将，亦降之讹语耳。”《红楼梦》第二十四回：“原来这倪二是个泼皮，专放重利债，在*场吃闲钱，专管打降吃酒。”）康熙《崇明县志》也称：“崇向有打行。打行者，云打为行业也，又名打降。”（注：康熙《崇明县志》卷六《风物志》。）
那么，“打”怎么会作为一种职业行当而兴起于晚明呢？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1、游民的激增。明代前期，江南社会相对稳定， “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家家丰足，人乐于为农”。然而，由于赋税、人口的双重压力，明代中后期，农民不得不迁业流动。
江南重赋已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历史现象，史称：“天下财赋，东南居其半，而嘉湖杭苏常镇六府者，又居东南之六分，他舟车诸费又六倍之。”（注：《明神宗实录》卷一六三。）《日知录》云：“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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