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注：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也就是说，仅苏松常三府田赋就占全国田赋收入的15％强。据今人研究，有明一代，江南田地仅占全国6％， 而税粮却占全国近22％，明中期有漕省份每年运送到北京的400万石漕粮， 仅江苏的江南五府就提供了1,334,950石，占总数的1／3强，而杭嘉湖不但赋额高，而且起运的比例高达90％（注：范金民：《明清江南重赋问题述论》，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在重赋的敲剥下， 江南“皮骨已枯”，官绅地主尚可将其负担转嫁到小民头上，而小民则以“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注：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人口激增也是晚明江南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南京明初只有27,000户（注：《明神宗实录》卷一七六。），而到万历时，则是“生齿渐繁，民居日密”，仅十三门内外的人户，就有“几十余万”之多（注：周晖：《二续金陵琐事》。）。杭州成化时有户90,000，口约300,000，但到嘉靖、万历时，“城有四十里之围，居有数百万之众。”（注：万历《杭州府志》卷三三《城池》。）松江地区，“隆、万以来，生齿浩繁，民居稠密，幸享承平，足称富庶，倘兵燹陡发，驱民入城，无论乡镇，即四郊外十里许，计男妇不下二十余万矣。”（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五《记土木》。）人口的大增，给生计造成严重困难，时人对此多有议论。《明神宗实录》云：“吴民生齿最繁，恒产绝少。”（注：《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徐贞明云：“东南之境，生齿日繁，地苦不胜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注：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十二《西北水利议》；卷九《垦田疏》。）徐光启亦云：“南人太众，耕垦无田”，故应“均浙直之民于江淮齐鲁”（注：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十二《西北水利议》；卷九《垦田疏》。）。
正是在赋税、人口的双重压力下，江南人口大量流移，“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注：《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如太仓州，洪武时黄册原额67里，8,986户，宣德末年造册时，止存10里，1,569户，而实际存在的户口仅738户（注：《明经世文编》卷二二，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流失了83％。昆山县，洪武元年， 口390,000余，嘉靖元年减为140,000 余（注：嘉靖《昆山县志》卷一《户口》。），流失了64％。上元县洪武初，口253,200有奇，万历二十年，减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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