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有种肥田不如告瘦状之谣……有祖父卖过田产，历经加绝，而子孙以夺占告者；有家人婚配，生育多年，复捏奸抢诓告，希图吓诈者。”（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又海瑞《备忘集》卷五《示府县严治刁讼》亦云：“江南刁讼太甚……俗有种肥田不如告瘦状之说。”）即“白发黄童，俱以告讦为生。刀笔舞文之徒，且置弗论，而村中执耒荷锄之夫，亦变为雄辩利口……竟入市，市纸书讼词，郡中为之纸贵，一肆中有日得三十金者。”（注：朱察卿：《朱邦宪集》卷一四《与潘御史》。）海瑞开府吴中时，“人人以告讦为事，书生之无赖者，惰农之辨黠者，皆弃经籍、释耒耜，从事刀笔间……至今三吴小民，刁顽甲于海内。”（注：《万历野获编》卷二二《海忠介抚江南》。）华亭讼狱之繁多，“山积波委。”（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四《正俗一》。）上海健讼，“视华、青犹甚，而海蔡后益炽，凡民间睚眦之仇，必诬告人命，遂有赊人命之说。”（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纪风俗》。）一日，海瑞“按临南察院，放告，词讼堆积如山，海度不可阅，取火焚之。”（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纪风俗》。）时人将江南“讼风”大盛归咎于海瑞，其实这是皮毛之见，事实上正是海瑞大量受理讼案，才使争讼得以充分暴露。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民间纠纷主要通过法律裁断、邻里调解和暴力慑服等手段进行解决。以律以理不能服人，必然走向以力服人。面对频繁而激烈的争讼，由于地方政府无力也不愿受理这些案件（注：参见拙文《试论绅权》，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而“乡土社会”中普遍采用的调解方式在这里又失灵，于是许多争讼只好诉诸暴力。下文我们会看到不少雇佣打手解决民间纠纷的例子，兹不赘言。这也是打行得以流行的原因。
4、官绅地主对“暴力”的需求。明代中叶以前， 官绅地主多半居住乡里，其后在商业利益及城市生活方式的吸引下，逐渐移居城镇。（注：关于地主城居化问题，参阅北村敬直《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日本评论新社1972年版第二章。）据载，南京东水关、武定桥、江宁县、三坊巷，世胃宦族云集（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一《风俗》。）。吴郡居住县城、府城及市镇的地主占地主总数的十之八九，乡居地主仅占十之一二（注：乾隆《吴郡甫里志》卷五《风俗》。）。苏州“江南烟户业田多，而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注：道光《苏州府志》卷十《田赋》。）康熙时也有人说：“江南烟户业田多，而聚居城郭者，什之四五。”（注：赵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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