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锐地觉察到传统文化的积弊，力求正视现实、学习西方、引进西方文化的先进分子，多被人视为媚外忘祖从而受到攻击，郭嵩焘的郁郁而终就是明证。近代史学者也深知历史上的先行者成为孤独哲人的悲剧，在探究这一现象时，多注意研究力量的对比、个人气质或者笼统地说是历史的局限，缺少对社会氛围的把握。要真正揭示这一现象的社会根源，还要把视角深入到下层民众中去，了解他们的想法和行为怎样制约或促动这些人物观念的形成和变化，甚至是个人命运的悲欢。这正如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先生所说的：“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譬如说民国初年的立宪运动与政党，他们本身对社会是一种外来的异物(foreign body)。领导人不乏高尚的理想，他们后面却无支持的选民(constituency)，满腹经纶也无从化为具体的方案，以透入民间，所以一遇军阀逞凶，就无能为力，而他们在历史上的意义也因而消失了。”[4]
辛亥革命是经过长期的预演和准备，得到了下层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否则是不可能取得武昌起义胜利的。当民众和下层知识分子不理解、不支持时，革命就归于失败；当民众和下层知识分子理解与支持时，革命就易于成功。孙中山曾回忆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惠州起义失败后，由于得到民众和下层知识分子的同情与支持，尽管由于力量相差悬殊而失败，但景况却大不一样，“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5]。
任何变革都离不开时代风云和民众的价值取向。回顾中国近代史，由于西方先进文化信息的影响，少数处在社会下层的知识青年从沉睡中觉醒，睁开眼睛看到世界前进的潮流。尽管他们不停地奔走呐喊，但往往收效甚微。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中国传统思想之深厚，致使变革维艰。它的艰难不仅表现在民众接受先进文明的迟缓，还表现在强大的传统对新事物的涵化，使之面目全非。在知识界盛行的西学源于中国说，虽然有引进西学的一面，但仍存有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倾向。什么“议会是哲王之均天下”，“新闻事业是古人陈诗以观民风”……种种滥调只能引导人们向后看，加深对新事物的排斥，延缓历史的进程。邓实在《古学复兴记》中说：“西学入华，宿儒瞠目，而考其实际，多与诸子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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