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调整婚姻家庭关系历来是礼法并用的，不管是封建礼教还是封建立法，都强调男尊女卑，在正式婚姻之外的交往则要恪守“男女授受不亲”的信条。近代新式学校开办以来，为了男女是否同校的问题竟几费周折，难以解决。“自从有了‘礼教’两个字，那么男女有起界域来了！有起礼防来了！因为这种种的缘故，就生出什么‘奸*’、‘贞操’、‘节操’等的问题。”[8]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争取男女社交公开才提到议事日程。即使如此，在1920年有的女校还要检查学生的信件，规定男教师要年满54岁，留胡须，讲课时双目仰视，不准看女学生。至于争取婚姻自由，则需更多的磨难。这些都是社会上层的禁锢，我们书写历史的时候一般都是由此着笔的。然而，从男女社交自由和自主择偶方面来看，当社会上层还是森严壁垒难以突破之时，社会下层却开始我行我素，有些“无法无天”了。由此可见，从社会下层看历史，与社会上层可能是一幅全然不同的情况。视角不同形成的历史就不相同。

    三

    社会下层的动向可以延缓历史进程（在守旧意识支配下的下层动向是如此），也可促进历史的发展（当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动向被当权者关注从而在民意的推动下快马加鞭地推进时）。这里的关键是，当权者是否能及时洞察下层民众的动向，做好引导工作，对不利于社会进步的观念与行为不失时机地予以说服、教化，对利于社会进步的意向与行动及时褒扬、倡导并纳入政府行为加以推动。20世纪70年代，下层民众对“四人帮”的极左行径的不满情绪日增，党和国家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从顺应民意的角度讲无疑是正确、必要的，也是十分及时的，从而扭转了局势，促进了中国社会向良性方向的发展。80年代末的*风波之后，一段时间内我们过分强调“舆论一律”，在客观上不同程度地堵塞了言路致使腐败现象蔓延，引起民怨。下层民众对我们当今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咬牙切齿，已是不争的事实。“怒火在地下运行”，对我们的事业来说，这才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中央也已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江总书记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严肃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20世纪的最后一年，我们党和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