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势力是最难克服的。古人所谓习俗移人，贤者也不例外。作为新思潮的领头人尚且不能免俗，更何况一般民众。旧有的精神思想方面的惯性是如此，物质生活方面也不例外。钟表，作为现代社会的计时工具，在18世纪末的英国已普及到家家户户，但在中国到19世纪末依然是皇室和权贵的奢侈品，甚至做成纽扣缝在衣服上显阔气。西方人也顺势投其所好，做成各种玲珑的玩具送给中国人收藏。所以故宫博物院荟萃了18、19世纪的天下名表。然而令人汗颜的是，这样先进的技艺传到中国竟然与生产无缘。究其原因又在于落后生产方式的制约。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自耕自食，自织自穿，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跟随太阳的出没自然运转，只要不违农时，按季节春耕秋收，逢上风调雨顺便有好收成。缓慢的生产节奏，形成松懈而散漫的生活方式，好像没有必要精确时间，养成的时间观念是粗线条的。古代夜间由更夫敲击竹杠报时，一夜分五更，一更约两小时，粗放而不精确。人们对于时间，惯用吃顿饭、抽袋烟的工夫来约略估算，这是因为生产和生活都无须争分夺秒。所以中国古代有世界最发达的天文学，却不能最早把计时准确的机械钟表运用到生产，正因如此，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龚自珍抨击清政府的腐败，反对输入奢侈品，也把钟表归入此列。由于中国的小农社会里的财富主要表现为土地，即使出类拔萃的精英人物也无法超越历史环境从而发现时间具有创造财富的功能，对钟表的真正价值不理解也就不足为怪了。西式马车输入中国后也有类似的情况。在西方，马车本来是提高办事效率的交通工具，但刚来到中国就变了味，被派上的首要用场则是用于游乐活动，增加夜生活的喧闹。正如当时有人所议论的那样：“西人之尚马车，原为事迅速起见，非徒为游观计也。若华人之坐马车者，大率无事之人居多，故马车若专为游观而发。”[6]近代社会陈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限制了人们的视野，狭小的眼界又排斥了新鲜事物，甚至使新生事物扭曲变形，变相增加了陈旧事物的力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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