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精确性的史学主潮。在反叛的最初阶段，“社会史”的概念还远远没有提出。对于传统史学模式的批判早在1900年亨利·贝尔创办《历史综合评论》时就已经开始了。后来的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也成为《评论》的主角，开始了“对于遵循德国模式的传统历史研究的批判态度”（注：（美）伊格斯尔：《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55页、57页、37页。）。1920年，亨利·贝尔创造性地推出了重要的历史丛书《进化与人类》，这部“体现了历史撰述的新方向”的史著丛书，创新性地“不再以事件为中心，也不对民族国家的*史按编年顺序撰写，而是企图将社会与文化置于中心位置，分主题探讨”（注：（美）伊格斯尔：《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55页、57页、37页。）。稍后出版的费弗尔《土地和人类进化》，布洛赫的《创造奇迹的国王们》等著作，都表现出一种全新的历史视野和方法，并由此与传统史学形成鲜明对比。他们所关注的是人民的“全部生活，他们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他们的科学、艺术、信仰、工业、贸易、社会划分和组合的全部发展”（注：吕西安·费弗尔：《对历史的地理学介绍》（英译本），纽约，1950年。）。即使到1929 年“年鉴学派”正式创立，“社会史”也还没有正式揭橥出自己的旗帜。从1929年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到1946年更名的《经济、社会、文化年鉴》，我们能够看出，“新史学”在反叛传统的过程中，拥有更广阔的学术空间。那是一个在抛弃中追求创新的辟莽斩棘的时代，文化、经济、社会、文明等特有的概念，赋予史学家以多向选择的机会。
标领一代风骚的“年鉴学派”在半个多世纪的史学探索过程中，在多学科的相互渗透和整合的史学实践中，无论是在研究对象、学术视野，还是在研究方法、学术理论上，都形成了不同以往的特征和类型。在“年鉴学派”的第一时期（即1929年至1945年），众多的史学著作表明一个基本趋向：以结构定性史占主导地位。在“年鉴学派”的第二时期（即1945年后），则主要以“情势定量史”为主要方向。有的学者从总体上把西方史学的这一重大变化概括为四个方面：“‘新史学’反对单纯的‘*史’和‘精英人物史’，主张对历史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考察以从整体上去把握，而且除了历史领域大大拓宽以外，史料也不象传统史学那样局限于文字资料。‘新史学’反对单纯的‘事件史’，主张对历史作深层的、结构的研究，重视对变动相对缓慢的历史现象和层次进行探索；反对叙事史学，重视理论概括和解释，力求提高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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