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科意义上而言，历史学是一个高度综合、内容复杂的学科。作为现实的学术研究，任何学者都不会研究历史学的所有内容，而只是致力于其中一个或几个方面。因此才出现人们大体认定的一级学科（历史学）及其属下的二级学科、*学科的划分。对于在经济史、*史、文化史等二级学科的专题史无法囊括的研究内容而言，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学之下的“社会史学”存在呢？

    从纵向对比上看，历史学与社会史学也不同一。历史学是一门十分古老的学科，它几乎与人类文字记载的历史同步产生。可以说，每一个历史时代都会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历史学。但是，社会史却只是本世纪的产物，是在对传统史学反叛过程中追求属于自己时代特色的一个“新史学”。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看，社会史只是历史学漫长的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尽管在这一阶段社会史已成为代表历史学的一个“新方向”。

    历史学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有着十分具体的内容和范型。因此，每一个时代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历史学。利奥波德·冯·兰克的《1494—1535年罗曼与日尔曼各族史》是历史学，布洛赫的《封建社会》也是历史学；司马迁的《史记》属于历史学，而梁启超的《新史学》也原于历史学。正是这些不同时代不同范型的史学成果的结合，才构成全面的历史学。然而，在这里，社会史学是无法与历史学同一的。兰克的著作属于历史学，却不属于社会史学；而布洛赫的著作则是典型的社会史学著作。本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史学以其特有的成就和风格赢得了历史学界的瞩目，“年鉴学派已比任何别的史学流派都更胜一筹，成为今天全世界历史学家进行科学性历史研究的典范”（注：（美）伊格斯尔：《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55页、57页、37页。）。也就是说，作为当代的历史学，就范型和风格而言，也不仅仅是社会史学独占史坛，因为“新史学即使在西方史学中成为主潮以后，也并没有完全排挤掉传统史学。相反，在不少国家，传统史学家在数量上甚至还可能多于新史学家。”（注：陈启能：《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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