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于当代史学这一具有挑战意义的革新成果及其价值，早已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伊格尔斯就颇为自豪地宣称：“有一个新的风格已经在历史著作中形成。今天的历史学家写历史和30年前大不一样了。”（注：伊格斯尔：《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6页。）尽管“新史学”中存在着几种“范型”，但“‘新史学’各派都有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共同特点”（注：陈启能：《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0页、68页、70页。）。 “社会史学”只是对这一“共同特点”作出力所能及的概括。“社会史”作为学术定义可能有精确与含混之分，由于学者认识的不同，在内涵和外延上也会各有所别，但却不能决定社会史事实本身的存在。

    即使作为概念的“社会史”，也不是学者们随心所欲的产物。“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页。）事实上，在本世纪30年代前后，革新史学家出于对传统史学模式的不满，努力寻求一种全新的史学范型，他们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规范和著述风格上开始了全面革新的追求，并没有刻意创造“社会史学”。在“革新派”几十年的史学实践中，其研究成果却体现了几个突出的时代特征：

    （一）研究内容发生三大转折。1.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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