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史就理所当然地失去自身的研究对象而成为“泡沫学科”。如果局限于此，“社会史”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定义内涵和外延上，是无法分清彼此的。因而，讨论清楚“社会史”与“历史”的相互关系，是确定社会史学科地位的关键。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从“社会史”与“历史”的定义入手，从概念到概念，只能陷入文字游戏和无谓的争辩，而无助于问题的讨论。在关于“市民社会”、“家庭”与“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就曾经深深感到从定义到定义争论的巨大局限性。所以，他断然中断了与黑格尔的从理论到理论的逻辑之争，一头扎进对各国社会历史的深入研究之中。“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钥匙，不应当到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页。）。因此，马克思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抽象的定义之上，从而完成了他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相互关系的理论论述。由此我们再次看到，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只能是事实而不是定义。
跳出单纯的概念之争，换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我们会清楚地发现历史学与社会史学并不能等同。
从横向对比来看，历史学与社会史学不同一。历史学在内容上比社会史更加宽泛，从大的专题研究而言，经济史、*史、文化史、军事史、自然史都是历史学的范围，但却不是社会史的内容。当然，在经济史、文化史上历史学与社会史学会有部分的重合，但侧重却各有不同，而自然史或者地球史则很难成为社会史的研究范围。社会史作为学科存在的前提在于它是否具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4页。）广义的历史其实包括自然的历史与社会的历史两大部分，人类历史无论是从其实践意义还是从其观念意义上而言，都不能离开对自然的改造和对社会的改造及其相互作用而存在。因此，尽管“社会史”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有重合之处，却并不重复；作为学术概念它们的分界尽管模糊，但其内核却并不一致。人类的活动是具有类型的。现实中人们生活领域通常被划分为*、经济、思想、文化、社会诸方面。历史上人类的活动也如此。在*、经济、文化之外，也还有着难以为上述诸项所包容的社会内容。正象有些学者曾经说过的那样，文化史虽然内容广泛，但却不能包括社会史，比如妓女生活的历史只能归属于社会史，而无法归属于文化史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