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历史。传统史学所关注的大多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虽然新中国的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学者们大都接受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观，但在即使以农民战争为主线的史著中，也仍然是以农民起义英雄、领袖为中心，而对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大众——农民，却并无研究。社会史却倡导研究普通人的历史，试图通过对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探讨揭示出“英雄”们借以出演的历史正剧的社会内容，从而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历史运动的必然规律和基本趋向。因此，许多与社会普通人相关的内容如贱民、娼妓、太监、游民、流民、乞丐、妇女、秘密社会，都成为社会史学者的研究课题。这同20世纪上半期西方社会史转向黑人、妇女、儿童、工人的历史研究趋势如出一辙。社会史研究对象的日趋“下层化”或“大众化”，是它的时代特征之一。2.由*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随着历史认识的深化，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决不外在于日常社会生活。不论社会变革最终爆发的形式和烈度如何，事实上它的爆发力量和变动趋向，早在社会生活的一般进程中缓慢聚积着和体现着。传统史学格外关注历史事变的最终结果或重大的事变本身，而相对漠视事变酝酿孕发的不经意的历史过程。新时期的社会史则不同，它密切关注的是同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相关的内容，诸如民俗风情、历史称谓、婚丧嫁娶、灾荒救济，以及衣、食、住、行等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历史演变，这使得历史学研究内容带有了浓郁的生活气息。3.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了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崛起伊始，就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着力于人口问题、灾荒问题、流民问题、社会犯罪等专题的研究，试图从历史的纵向探索中为现实的社会问题的化解提供历史借鉴，并借以强化史学的社会功能。
（二）“新史学”大量引入社会学的理论、范畴和方法，实际上是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交叉渗透基础上产生的新学科，具有高度综合性、边缘性、交叉性的特点。因而，社会学概念、范畴、理论、方法的植入似无可非议。“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当代社会与过去社会之间的分界线是微妙的，不断变动的，而且是人为的。”（注：（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76页。）而且，“从严格的逻辑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家使用的唯一证据——无论其研究领域多么特殊——只能是历史的证据。 ”（注：（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76页。）因而，学科间的交流和渗透势所必然。 “新术语滔滔不绝地涌向历史科学，它们更一般、更抽象和更严谨，其性质与传统历史概念迥然相异。这一科学术语向历史科学的‘大迁徙’——绝对是一个进步过程——暂时会造成巨大困难。”（注：（苏）米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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