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主要从事长途贩运贸易，长途跋涉之劳、餐风宿露之苦、惊涛骇浪之险是难免的，然而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最令人头痛的是各种恶势力的侵犯：贪官污吏的勒索、地痞流氓的敲榨、土匪盗贼的掠夺等等往往使商人倾家荡产。弘治十二年吏部尚书倪岳曾上疏曰：“近年以来，改委户部官员出现课钞，其间贤否不齐，往往以增课为能事，以严ｃｈǎｎ＠④为风力，筹算至骨，不遗锱铢，常法之外，又行巧立名色，肆意诛求，船只往返过期者，指为罪状，辄加科罚。客商资本稍多者，称为殷富，又行劝借。有本课该银十两，科罚劝借至二十两者。少有不从，轻则痛行笞责，重则坐以他事，连船拆毁，客商号哭水次，见者兴怜。”［（３０）］到了万历年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贪官污吏更是欲壑难填，正如给事中萧彦所说：“他姑无论，即如河西务大小货船，船户有船料矣，商人又有船银，进店有商税矣，出店又有正税。张家湾发买货物，河西务有四外正条船矣，到湾又有商税，百里之内，辖者三官，一货之来，榷者数税。”［（３１）］在这种情况下，经商之难可想而知。明代小说《石点头》中有一卷描写一个徽商被贪官污吏敲榨事，读来令人感慨。一汪姓徽商在苏杭买了几千金绫罗绸缎前往川中发卖，来到荆州，如例纳税。那班民壮，见货物甚多，企图狠狠敲榨一下，要汪商发单银十两。汪商以其他各税司从无此例为由拒绝交付。不想激怒了士兵，劈脸就打，接着又是拳击。然后汪商被拖入衙门去见监税提举吾爱陶，士兵竟然恶人先告状：“汪商船中货物甚多，所报尚有隐匿，且又指称老爷新例苛刻，百般詈骂。”吾爱陶闻言，拍案大怒，下令查验货物。货物抬到堂上，逐一看验，不想果然少报了两箱。吾爱陶不仅下令将汪商打五十毛板，而且道：“漏税，例该一半入官，教左右取出剪子来分取。”“吾爱陶新例，不论绫罗绸缎，布匹ｒóｎｇ＠⑤褐，每匹半分，半匹入官，半匹归商。可惜几千金货物尽都剪破，总然织锦回文也只当做半片残霞。汪商扶痛而出。”［（３２）］小说作者特地以徽商作为故事主人公，可见现实中徽商的类似遭遇屡见不鲜。清代也是如此，关吏们为饱私囊，私设关卡，私置非法衡器，不一而足。徽商无疑也饱受盘剥之苦。切肤之痛，使徽商感到商人的可悲、可叹，财产生命缺乏保障。因此，只有依附封建*势力，才是保全身家之计。万历年间，歙商汪士明面临矿监税使的恣意诛求，十分感慨地说：“吾辈守钱虏，不能为官家共缓急，故掾也鱼肉之。与其以是填掾之壑，孰若为太仓增粒米乎！”［（３３）］在钱与势的抉择面前，他终于大彻大悟了，认识到无权无势，要想充当“守钱虏”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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