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家为国，报效政府，是为了以不利求利，而倾心交官，趋炎附势，也是为了寻求保护伞。有一件事就很典型，“弘治间，江阴汤沐知石门时，徽人至邑货殖，倍取民息，捕之皆散去……徽人所谓货殖者，典铺也。”［（３６）］可见，没有*势力的庇护，商人连立足都十分困难，更遑论发展了。因此，徽商的“善行媚权势”，实在不是生性如此，而是形势使然。

徽商要同各种各样的人物打交道，买卖交易之际难免被骗、被盗、被敲榨、甚至被诬陷，这类事情，非经衙门不得解决。而一涉官司，那么与官府有没有交往，其结果也就迥然有别了。徽商为了避免败诉，交结官吏，以为奥援，就必不可少了。正如两准盐差李煦在向康熙帝上的条奏中所说：“商家原属懦弱，平居安保无事，设遇家庭交际之间偶有小嫌，一经衙门，必致借端勒诈，不得不预为之计，以勉应其求也。”［（３７）］话虽说得比较含蓄，但把商人交结官员的苦衷和盘托出了。事实也是如此。有了官员的帮助，确能免除不少意外的劫难。如歙商鲍绍翔在浙江江山县经营盐业，家渐富裕，“顾人多忌之，辄藉端欺陵，争论不休者凡数家”，官司甚至打到巡抚那儿，但由于鲍绍翔平时与官员过从甚密，故能得到他们的援助，以致官司“先后历十余年而志未尝稍挫焉”。晚年鲍绍翔每每忆及此事，感慨系之，谆谆告诫后人：“余每逢强敌，必有相与成之者，天下事知非可以一手一足自持也，汝曹当深念之。”［（３８）］在诉讼中，能够“相与成之”的人当然非官莫属。清康熙间，芜湖“榷关孙主事苛责诸商，多额外征，莫敢谁何”，徽商吴宗圣“毅然入控登闻。得旨：差官按实拿问。”［（３９）］记载虽然简略，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见，一个普通商人，能够“入控登闻”，何其难矣，而且还能“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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