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思想文化方面而言，婚姻变革的发生，与甲午冲击在思想文化领域引起的深刻变革不无关系。

　　甲午战争对清末婚姻变革的发生起了助产士的作用。在这场失败最惨，震动很大的历史战争之后，中国人受到了巨大的刺激。许多有识之士，积极探讨战争失败的原因，寻求民族复兴的途径。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除在*上对比中国、日本、西方，要求变法维新外，在文化领域也开始对传统与原有的文化发生怀疑、动摇。于是维新派开始进行“强种”的探索。梁启超认为，“早婚对种族遗害无穷，中国之弱于天下，其原因虽非一端，而早婚亦尸其咎。”(梁启超：《禁早婚议》，载《新民丛报》第二十三号，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一日。)“自强保种”距改良婚姻并不遥远。从这个观点出发，维新派形成对传统婚姻的反思和再估价，并把改良婚姻看做他们的*目标之一(梁启超：《禁早婚议》，载《新民丛报》第二十三号，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一日。)。康有为反对封建制度对妇女“抑之、制之、愚之、闭之、囚之、系之，”使她们“婚姻不自由”，“不得自主”。认为“男女既得为人”，“应一切同之。”(康有为，《大同书》。)严复批判了片面的封建贞操观，指出中国婚姻既非自择，女子就没有必要“以他人之制，为终身之偿。”(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案语。)此外，他们还介绍了西方的婚姻制度。

　　如果说，资产阶级维新派对封建婚姻的冲击还停滞在较为零散、粗糙、直观阶段的话，那么，继之而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比较全面、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婚姻观。几篇论述婚姻的文章，如陈王《论婚姻之弊》，燕斌《中国婚俗五大弊说》，唐群英《婚姻改良论》(分别见《觉民》第一至五合本；《中国新女界杂志》第三期，光绪三十三年二月；《留日女学会杂志》第一期。)等，从婚姻方式、婚礼、婚俗几个方面重新估价了封建婚姻，革命派认识到封建婚姻与封建专制制度紧密相连，青年要成为婚姻的主人，必须冲出封建家庭，推翻专制统治。把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看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婚姻宣传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革命派与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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