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尚日趋奢靡*佚，资产阶级争奇斗艳、夸耀财富的习气，又表现在结婚用具的变化上。衣饰器用虽属生活枝节，但却最能鲜明表现时人的观念意趣，反映一代社会风貌。清末民初与以前任何历史时期相比，数衣食住行变化最快，这就为那些“喜学时髦者”在婚事上尽情表现自己提供了方便。宜兴“民国以来，新郎……著大礼服，戴大礼帽，以示特别开通者。”(《中华全国风俗志》第三册，下篇卷三、卷四、卷三。)“北京婚嫁穷极奢华，越讲究越阔，又兴出平金加绣钻石的轿围，一切旗罗伞扇，都遍镶玻璃镜儿，直顶到抬轿的人都要普立见新。”(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商务印书馆发行。)但时尚往往藏有虚假因素，与人们的观念水平存有差异，因而尽管标新立异，也不免时时处处露出马脚，闹出令人捧腹的趣事来。“最可笑者，新郎高冠峨峨，履声□□，在前面视之，固俨然一新人物也。讵知背后豚尾（发辫—引者按）犹存，红丝辫线，坠落及地。”至于新郎的四个陪宾，更复形形色色，无奇不有。此四人中，“有西服者，有便服者，有仍服满清时礼服者。”(《中华全国风俗志》第三册，下篇卷三、卷四、卷三。)这种非驴非马的风尚，恰巧说明了处于亦新亦旧时代的不同阶层的人们，在纷乱复杂、不断兴替的社会标准前，纷纷做出最适合自己选择的情形。换言之，它反映了变动社会的多种现象。

　　与资产阶级一掷千金的豪侈截然相反，广大农民阶级在婚事上则变得更加艰难，突出表现就是民初早婚的盛行。据民初司法部门对赣南地区的调查称，当地“收童养媳者几乎十而五六，童养媳之外，又有所谓花等女，亦曰望郎媳，亦居十之三四，正式婚配除巨宦外，不过十之一二也”(《民商事习惯调查录·赣南各县习惯》，山西大学图书馆藏。)。山西早婚更普遍，女子往往至十一、二岁时便要出嫁成“娃娃亲。”这就是民初社会婚姻状况的真实写照。也是对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谓“革命成功”的辛辣讽刺！

　　封建婚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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