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九月十二日为上海郑端甫君与上海张瑞娥女士结婚之期……次序如下：（一）司仪员入席，北面立。（二）男宾入席，西面坐，奏琴。（三）女宾入席，东面坐，奏琴。……（六）新郎新娘入席，北而并立，奏琴。（七）主婚人展读证书。（八）新郎新娘用印。（九）主婚人用印。（十）介绍人用印。（卜一）主婚人为新郎新娘交换饰物。（十二）新郎新娘对立，行鞠躬礼。（十三）主婚人颂词，新郎新娘谢主婚人及介绍人。（十四）主婚人介绍人退，奏琴。（十五）贺客拍手。”(《婚礼一新》，《上海女子世界》二年六期（一九○七年）。)

　　民初以后，新式婚礼已影响到乡镇而具有了一定地域和阶级范围的普遍性。如在浙江定海，“近来流行一种新婚礼节，既所谓文明结婚，士族多仿行之。”(《定海县志》方俗志。)镇海，“自欧风东渐，婚礼亦改以简易，谓之文明结婚，多于商埠行之，乡村尚少。”(《镇海县志》风俗志。)在江苏武进，婚仪“民国以来，旧式未改，参用新礼。”(《中华全国风俗志》第三册，下篇卷三、卷四、卷三。)河北清苑县“近日城市间有行新式婚礼者。”(《清苑县志》，风俗。)即使是在封建统治中心的北京，也出现了变动的迹象。鲁迅先生癸丑年（1913）11月2日日记道：“午后王仲猷在铁门安庆会馆结婚，往观。礼式以新式参回教为之。”(转引自邓云乡，《鲁迅与北平风土》第197页。)（引者按：王仲猷系回族）

　　诸如上述的事实，在民初的各种报刊和县志中有一定数量的记载，令人深思的是，这种新式婚礼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模仿西方的痕迹，甚至是直接将西方的一些婚姻礼仪移植过来，如服西装、宣读证书、交换饰物、行鞠躬礼、奏乐等。这表明，近代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时，不仅注重了它的*、文化，也留心观察了它的社会风貌、风俗人情。它虽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崇洋倾向，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多少具有移风易俗和开拓人们视野的社会作用，无疑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婚姻中出现的另一种倾向，也值得注意。伴随着清末民初城市经济的繁荣，农村中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消费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社会上出现了癖好华丽、追求享受的时尚。流风所及，婚礼日趋豪华。以前婚姻还是“不计财礼，不侈□奁”，甲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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