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发展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中是首屈一指的，由于它所处的开埠港口重要地位，随着对外贸易的开展与租界的扩张，现代工业兴起，十里洋场商业兴盛，城市规模扩展十分迅速。由于中外企业在上海的建立，使大批因贫苦、自然灾害、战乱而失去生计的人涌入上海，据统计，1894年上海工厂的工人数已达到3.622万人，为全国第一位。[1]根据1895年租界的人口统计，英、美、法各租界人口共为29.7797万人[2]，华界人口为60万以上，所以这时上海总人口已超过90万。
上海开风气于全国之先，其经济文化的辐射作用，对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时的报刊评论指出：“比年以来，上海新事业虽甚无可观，然自苏报风潮以后，内地文人颇有受此激荡，而顽梦因以大苏，于是，内地有所谓志士者，日以加多。然因受报纸、新书之教育，故内地志士恒崇拜上海之所谓志士者。上海之所谓志士者，因身处四通之地，闻见自广，而更事亦多，积岁既久，阅历亦深，而内地初开化之少年，若与之比较，所逊远矣。”[3]
天津近代伊始，城市经济还是以作坊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1867年崇厚设立天津机器局，是天津近代工业之始。自清末新政开展以来，天津城市发展尤为迅速，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其督直期间，以“开通风气”自诩，推行“新政”，他委派周学熙等人，创建了直隶工艺总局、高等工业学堂、劝工陈列所、实习工场、劝业会场和银元局等官办企业，鼓励和扶植绅商集资创办了毛巾厂、牙粉厂等，在天津，还建立起公园、植物园，“电灯、自来水亦以次设立”[4]。到1911年，天津已有工厂134家。[5]民元以后，天津又出现了一批颇具规模的大型工厂，如丹华火柴公司(1913)、久大精盐公司(1915)、恒源纱厂(1916)、华新纱厂(1920)、永利碱厂(1922)等大规模的工业企业。[6]天津以传统手工业和商业同对外贸易、近代工业相衔接，虽然近代化起步较晚，却成为近代华北城市化最快的城市，它接纳了华北农村大量人口，1803年，天津市内与郊区四乡人口共26.0017万人，到1922年，市内人口达到105.2699万人，加上郊区四乡人口总计139.356万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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