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化社会变迁的新视角来观察和理解晚清以来的中国*变革，我们不难看出，近代城市社会的演进与城市社会阶层的变迁，与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社会革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辛亥革命作为一次城市的起义，实际上是近代中国社会空前变化的产物，它与近代以来东南沿海与长江流域城市的发展与社会变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随着传统社会的崩解，近代商品经济社会中城市次群体大量产生，公司企业、政党、政府官僚、新的知识群体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和协会纷纷涌现。由于城市居民被纳入城市的社会与职业系统中，社会生活越来越多地在次群体内而不是在主群体内进行。城市的发展不断造就着新的社会群体，特别是清末新式学生群体、南方城市新式士兵群体的出现，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活跃而激进的社会力量。据革命的参加者回忆：辛亥革命前，“武汉三镇的学生约有一、二万人。”[22]而上海、南京等城市学生群体也不在少数。留日学生回国后，大都在沿海和沿江大城市活动。1903年，留日学生黄兴、宋教仁等在长沙组成华兴会；1904年吕大森、刘静庵等在武汉组成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城市革命党人群体的出现与聚集，为革命的倡导与发动准备了领导力量。

    革命党人主要出身于青年学生、留学生、新军官兵、工商业者和会党领袖，如黄兴、陈天华、禹之谟、赵声、林觉民、宋教仁、吴禄贞、陈其美等。他们的家世大都同封建官僚阶层很少联系，受到封建官府的压制，社会地位低下，因而在他们中间很容易产生反抗封建制度的思想。特别是青年学生，他们接受的是新式学堂的教育，与求取功名利禄的官僚*绝缘；作为社会群体而不被清末官僚社会所接受，导致了他们与传统社会的决裂。光绪三十三年的清廷上谕曰：“国家兴贤育才，采取前代学制，及东西各国成法，创设各等学堂，原期海外人士束身规矩，造就成材，所以勖力之者甚厚。乃比年以来，士习颇浇漓，每每不能专心力学，勉造通儒，动思逾越范围，干预外事，或侮辱官师，或抗违教令，悖弃圣教，擅改课程，变易衣冠，武断乡里，甚至本省大臣拒而不纳，国家要政任意要求，动辄捏写学堂全体空名，电达枢部。不考事理，肆口诋毁，以至无知愚民随声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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