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清末谘政院和各省谘议局议员1600名中，大多数来自士绅阶层，100名议员中，91%具有传统功名。[12]此外，士绅阶层还在城市组织社团，兴办报刊，出版西方书籍。在上海，由于城市经济的发达，“名儒硕彦荟萃于斯，各立学会，互相研究，藉以交换知识，开通社会，……或谋地方之幸福，或望教育之普及，各有深意存其间也”[13]。据一份20世纪初报刊编辑、记者、主笔出身表显示，48名编辑、记者、主笔中，有42名具有传统功名，占87.5%。[14]由此可以看出，城市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封闭状态，在这种挑战之下，士绅阶层不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群体。士绅职业的多元化，促进了城市社会的分层和流动，从而有助于城市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传统社会的农民也发生了变化。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带来了传统农民身分、内涵的变化；由于战争和灾害的侵袭，导致了农村的萧条和农民经济地位的下降，近代农民大量离开农村，或逃荒或去城市谋生，当产业工人、季节工、做苦力等等。原手工业者在激烈的商品竞争下遭到淘汰或转行，“小工小贩，因失业而失万万之资财”[15]。破产失业的劳动者为生计所迫，进入城市，寻找新的职业，导致了城市社会职业结构的变动。在上海，1890年到1895年，由农民、手工业者、市民变成工人的人数有10万人，其中流向中国自办企业的工人约6万人左右。[16]
从传统社会中走出的商人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也发生转变，他们大致的归宿有三个：一是由商归绅；二是转向资本主义企业经营，但未能成为强者；三是固守传统经营项目与经营方式，最终导致传统行业的萎缩。
二、清末民初城市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随着中国近代城市化的过程加速，传统社会原有的士农工商等社会阶层被新兴的社会阶层所取代，清末民初的城市社会里出现了中产阶层、产业工人、城市贫民等三大社会阶层，而各个阶层内部也由于社会分工劳动细化，不断改变着原有的分层与结构。中产阶层是近代城市社会中多层次、多重身分、流动性较大的群体，包括工商业者、中高级专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工商业者的主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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