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贫民是指城市里没有固定收入、靠出卖体力为生的劳动者。这一社会阶层人数在清末民初城市社会中不断上升。其原因在于近代中国都市相对快速发展而乡村发展相对停滞，农村的困境使农民不断离开家园到城市谋生。他们只适于简单出卖劳动力的谋生，从事人力车业和车站、码头和建筑工地的搬运工作，其收入只能维持个人的最低生存线。据估计，到1920年，上海的码头搬运工有5-6万人，人力车夫大约有6-7万人。[19]这些苦力的劳动流动性大，组织松散，收入低下，受到都市人的歧视。在青岛，“市内贫民，大部麋居于台西镇之挪庄、西广场等处，矮屋一椽，仅能容膝，起卧炊涤胥在其中，甚者支板为棚，合居三四”[20]，其生活条件的简陋可想而知。

    处在城市社会最底层的要算乞丐群体，这些人在清末的城市中人数增长较快。他们每天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有时行乞与违规行盗混在一起。1904年，直隶总督袁世凯饬令巡警局和天津府县收丐防盗，令曰：“津郡地方现届冬令，时有窃贼且沿途乞丐渐多，殊不成事，试思设官所以卫民，天津创立巡警，岁需巨款，居民各效捐输，原欲共资保卫，乃地方仍有窃贼，各局官弁坐糜薪饷，官亦何以对民生？乞丐一项，津地有教养局、育黎堂、广仁堂及卫生局之贫民院等处，均可收养，乃仍有乞食于路者，地方官不能教民养民，致穷黎流而为丐，有司牧之责者能无愧怍？严饬巡警局赵道、天津府凌守、天津县唐令嗣后务当保卫闾门，各段巡警尤宜加意巡防，期于居民安枕，不准再有窃贼，并将地方穷黎乞丐随时收入教养局等处，其少壮者使之学习工艺，俾可自谋生计，老弱分别留养，倘再有窃贼乞丐，定惟该道等是问。”[21]

    中产阶层、产业工人、城市贫民这三个由于清末民初城市社会变动所产生的社会阶层，以不同资格进入都市经济运作网，以不同的角色改变着近代城市社会。特别是城市中产阶层的成长，推进了近代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促进了新兴产业和城市消费经济的增长，也引导了新的都市文化与生活方式，使普通的市民仰慕其生活方式，不断追求着“中产”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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