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进入20世纪初叶，清末社会出现了向近代化工业社会转型的趋向，社会商品经济不断增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传统社会原有的士、农、工、商等各社会阶层受到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开始分化。到了20世纪初年，特别是科举制度被废除以后，传统的士绅阶层急剧分化，许多开明绅士开始流向“自由职业”，凡举公司、企业、商务、报馆、学会、自治乃至新军军部都成为他们的“用武之地”，以至社会中出现了一个“绅商”阶层。他们或创办新式企业，或投资铁路和矿山开发，成功地跃入民族资产阶级行列。由于士大夫阶层与官僚和民间资本之间都有密切联系，早在1895年，科举状元张謇就开始兴办新式企业，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那样：自甲午中国败绩，“军国威丧削，乃知普及教育之不可已，……推原理端，乃不得不营实业”[9]。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扶植下，1898年，张謇所创办的大生纱厂开始出纱，张謇由此走上了企业家之路。

    清末城市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亦发生了变化。许多士人开始学习科学，崇尚发明创造，提倡投资设厂。在四川，“洪雅萧君开泰，前曾试造火镜，惜未告成，近其友张君因其旧式，精益求精，能在距离六七丈之地焚化四寸厚精铁，闻已禀请大吏在沪设厂制造”[10]。“湖南长沙民立明德学校，于理化各科无不研究，故东洋纸各物已能自造，近又制有真笔版出售，价廉物美，人乐购之。”[11]据统计，清末士绅投资近代企业者达140家，全国各地都有士绅投资办厂，长沙监生禹之谟创办了织布厂，巴县秀才杨海珊创办了火柴厂，厦门生员孙逊创办了电灯公司，士绅开始向近代企业渗透。

    随着清末立宪运动的开展，士绅也开始在城市里从事立宪、自治活动。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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