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徒游匪藉端煽惑，……士风如此，则民俗之敝随之，治理将不可问，欲挽颓风，非大加整饬不可。”[23]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清末的青年学生群体从整体上表现出对传统*的不满和藐视。革命党人胡鄂公在其所著的《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中记述了其家境之窘：“予因念予母，在予兄逝世时，曾命予从侄中名芳煊、芳坤者至长岁冈。代为典质所余未质之冈田，以为埋葬赡家及予北京攻读之用。……予母以六十之年，与予嫂田氏抚二孤，日掘蒿断塍荒埂之间，其艰苦愁惨之境，匪人所堪。”家境如此，而官场腐败现象又比比皆是：“予抵汉口，……乃知汉口旅舍咸为各地赈饥委员所据，征歌选妓，卜昼卜夜，而于灾荒饥馑所至之地，析骨而炊，易子以食，亦若与彼辈不相属者，国败官邪，至于此极。”[24]面对家世的衰微和官场的腐败，他们不能不为之愤怒，因此革命之心愈坚。
新军士兵群体是城市又一股重要的革命力量。据统计，到1907年，长江各省练就新军5万，大都驻扎在省城。[25]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大批“士子”投军，提高了新军的文化素质。新军下级军官多来自武备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易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当时，清政府“编练新军，不过改易外表，而其所信任者，仍是卑鄙龃龌之辈。非习为柔滑、生成媚骨者，不能渐济要津。此所以青年有志者，皆不属与侩伍，而陆军学生优秀者，均趋于革命之一途也”[26]。
在城市中除了学生，众多中小资产阶级，包括小手工业者、小业主、中小商人及华侨，他们也深受官府勒索和重税的压榨，经济状况艰难。正是这种生存环境的压力和对社会不公平的积愤，转换成他们对新的*信仰的皈依和献身。而城市的一般市民，包括工人和城市贫民，他们在革命党人和学生的宣传鼓动之下，大都附和革命，支持革命，成为革命的群众社会基础。
城市的绅商阶层在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的同时，也在推动清末立宪运动的开展。他们组织了预备立宪公会、宪友会等社团，推动城市的自治运动的开展。当清廷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后，“朝野欢呼，我沪上政界、学界、商界，均行庆祝之典，悬旗演剧，盛极一时，所希望者，欲达实行立宪之目的而已。”[27]为实现立宪，他们发动了国会请愿运动和探路运动，聚集起各大城市绅商群体的力量。他们所发动的请愿速开国会运动失败和四川保路运动被血腥镇压，使清廷反动而腐朽的真面目暴露无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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