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⑩］。他如王江泾镇、濮院镇皆是居民繁盛、丝绸生产能力高的专业市镇，濮院镇“日出锦百匹”［①①］。其产品大大地丰富了市场的内容。第二，市场网络形成。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各级市场逐渐形成，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较大的作用。（１）农村集市增多。农村集市在北方称集，南方称墟。它在宋代就已初具规模。到明清时期，数量明显增加。仅就福建省而言，福建八府一州，弘治年间有１６８个，至清乾隆年间已达７００多个［①②］。集市数量增大，密度增加。它是土特产的集散地，发挥着生产者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功能。（２）城镇市场的繁荣。明清时期，大城市遍布全国，如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广州、成都等，商业都十分繁荣。除此之外，还兴起了一批新的市镇，如长江沿岸的沙市、九江；运何沿岸的济宁、天津、淮安等；江南的盛泽镇、王江泾镇等。这些市镇位于交通要冲，或经济发达地区，商贾云集，贸易兴盛。通过它，农村集市被联结了起来。（３）区域的市场的发展。中国地域广阔，地形复杂，各地风俗习惯各异，因此，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单元—区域市场，它调剂着本区域内城镇市场、农村集市的余缺，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可须臾或缺的。明清时期的区域市场有：岭南市场、苏松市场、湖广市场、淮北市场、漳乐市场、齐鲁市场、京津市场、潞泽市场、关中市场、川滇市场、辽东市场等。（４）全国性市场的形成。随着各地区经济的发展及商路的增辟，各区域市场的经济联系日益频繁，形成全国性市场。清前期。出现了“天下四大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①③］这几个地方，商贾辐辏，交易兴旺，是全国性的市场交易中心。
市场的扩大，为商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为更多的居民业商提供了机会，使商业从业人员较前代大大增加。
山西，习贾风气极浓。人们在选择职业时，首先是从商，其次力农，而后才是从军、读书应试。“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①④］因此，商人在山西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较大。明人张四维说：“吾蒲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以丁授，缘而取给于商计，坊郭之民，分土而耕蕃者，百家不能一焉。其挟轻资，牵车牛走四方者十而九。”［①⑤］蒲州、介休在明代经商人数之多，令人触目惊心！清人徐继畲生于乾隆末年，“籍隶山西”，熟知晋省风土人情。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山西民俗勤俭，古称唐魏之遗，赋税如期，不烦追比，农贾相半，绝少旷游，惜家身而畏吏。”［①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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