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春秋时期，小国林立。各国为了富国强兵，在战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大都实行宽农惠商的政策。严厉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始于商鞅，他奖励耕战，凡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免除徭役；因从事末业而致贫困的，则罚为官奴。此后，农本商末的观念为历代统治者接多，奉为国策，并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观念。商人备受歧视、污辱，商业被视为贱业。虽经多次改朝换代的血雨腥风而依然不变。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贱商的传统发生了变化，士大夫对商人及所从事的商业，由卑视、敌对转取认同的态度。
王守仁以托古的姿态，对商贾的社会价值予以承认。“阳明子曰：‘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②⑥］人们选择职业应报据各自的天资、能力，以求尽心，实现自己的潜能。工商与士农一样皆有益于社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李贽对商人的境遇表示深切同情。他说：“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②⑦］商人的财富是经过千辛万苦得到的，他们没有什么可鄙之处。他极力为成功的商人辩护，认为商人发财致富完全是天意。“天与之以致富之才，又借以致富之势，畀以强忍之力，赋以趋时之识，如陶朱、猗顿辈，程郑、卓王孙辈，亦天与之以富厚之资也，非人也。若非天之所与，则一邑之内，谁是不欲求富贵者，而独此一两人也耶。”［②⑧］这和表现资本主义精神的加尔文教只有在现实中发财致富，事业成功者才是上帝选民的教旨，意蕴相同。
黄宗羲彻底否定工商为末的观点，认为工商与农业一样皆是本业。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②⑨］
唐甄顺治时，曾为山西长子县令。后**，生活潦倒，卖田经商。他说：“苟非仕而得禄，及公卿敬礼而周之，其下耕贾而得之，则财无可求之道。求之，必为小人之矣。我之以贾为生者，人以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③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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