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姓联合抗敌卫镇之事。除了灵应祠“祖庙”外，佛山有8图28铺80甲，乾隆时各族各姓又特别另建了8图祖庙——“赞翼堂”[31]。可以看到，这里行政组织与乡族组织重叠交错，而乡族组织的色彩浓重。其他城市的情况也类似。工商业者为了保持生产销售上的垄断地位，实行技术保密，传儿传媳不传女，如北京同仁堂从购买药材到秤药配药包药，全不假手外人[32]；苏州金钱业规定：“不得收领学徒，只可父传子业”[33]。他们的生产生活，自然是家族、宗族、乡族系列作为实体在发挥作用。
综合性的工商城市，除了坊厢系列、宗族系列及特殊的八旗组织外（对社会生产不起决定作用的下九流、游民集团不计在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范围里（主要是基层社会的场合），实际是同业行帮组织与客籍工商集团左右着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各行、各业及侨寓者各各聚居，组成各自的社会组织——公所、会馆（又有称公会、行、帮、庙、宫、殿、阁、书院的）。这些组织有共同信仰的行业神，共同议事的公所、馆舍，共同遵守的行规；从上层首事（又称董事）、值年值月司事司役到下层行长、帮头的独立的组织系统，并具有维护同业利益、促进和控制同业经营（包括齐行定员、定酬、产销定点、定价等）、解决同业纠纷、实施同业互助互济、进行与其他社会组织及官府的交涉等功能。用社会学的术语说，这些组织本身即是一个个的“专能社区”。
清代农村自然社区，主要是人们长期以来在“物”和“人”的生产中自然形成的村落；村落与村落的联合体；以及通常冠以如“江南”、“闽越”、“中州”等地方名称、其人民具有共同生产生活方式及乡土意识（传统文化、风俗、归属感等）的区域社会。
同一男性祖先的后裔聚族而居，在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主体的清代社会极其普遍，从南方江苏、江西、浙江、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福建、安徽等地以至于北方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地几乎无一例外[34]。一族一姓，上自始迁祖，下至绵远子孙，经数十世，历千百年，不轻去其乡。“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皆傍祖宗坟墓，栉居鳞处。有的是一姓一个村子，有的是一姓几个村子。“一族所居，动辄数百或数十里。即在城中者亦各占一区，无异姓杂处”[35]。一村之中若有杂姓，多不过数个，而且往往有亲属关系，多为姻亲或表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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