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坚雅(1991)对于如何确定城市的人口规模做过详细的说明。笔者曾在另文中评价道：“这一考虑周全的城市人口估测方法应当是无懈可击的，只是至今，我们无缘获读他有关所有城镇人口的考证，也不了解这数千个城镇的名称及资料由来。这就是说，在各种资料中，我们并不清楚究竟哪些聚落被他定为城市，又有哪些不认为是城市。当他的统计与其他学者的统计不一致时，我们很难做出清楚的判别。”（注：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88～589页。）由于施坚雅从未将他的“2500张资料卡片的综合材料档”公布于众，所以，尽管笔者在总体上对施坚雅的观点是肯定的，但仍有所保留。在最近的研究中，笔者发现施坚雅对城市人口估测的方法存在一些问题，使笔者对施坚雅所采用的资料产生了怀疑，并由此对他的中国城市人口体系的研究产生怀疑。其理由如下：

    其一，施坚雅的根据之一是城墙的长度与形状。他称：“大多数首府性城市的城墙长度与形状也经过验证。”（注：施坚雅：《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载于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5页。）明代的城墙至清代并没有多大变化，但城市人口的居住范围早已越过城墙的约束，大部分居民不是居住于城墙之中，而是居住于城墙之外。根据城墙长度已无法对城市人口进行任何有价值的推测。另外，我们也看不出城墙的形状与城市人口的数量有什么联系。章生道曾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中国若干省会、府城和县城面积进行过实证研究，但没有说明城市面积与人口之间的关系（章生道，2000：98～100）。

    其二，施坚雅称：“有800多个城镇的资料取自于东亚同文会编辑的《支那省别全志》，该志是按1915年前后的情况收录的。”（注：王旭等译为“岛本度开所编辑的分省地名词典”；叶光庭等译为“东亚同文会编纂的综合性省地方志”。笔者断定所谓“综合性省地方志”即《支那省别全书》，这是据台湾南天书局出版的英文本第221页译出，并参照原文注10。）已有的研究表明，《支那省别全志》所估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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