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施坚雅根据城镇的邮政级别和通航及铺设铁路的情况来确定城市的人口规模，只是邮政级别是按1915年为界加以收录的，后者确定的标准时间是1912年前。1895年之后，中国的大门向资本主义列强洞开，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中国的城镇体系也发生巨大的变化，邮政、航运及铁路的铺设与城镇体系的变化互为因果。在这种背景下，根据邮政、航运和铁路来确定1893年的城市人口就显得不那么合适。

    其四，施坚雅称：“有关1840至1910年间的情况，则参照了较可靠的西方观察家的游记等”。暂且不说这种“游记”准确度如何，仅从数量而言，这些“西方观察家”在这一时期所能观察到的城市必定是少量的，记载下来的就更少。然而，在施坚雅的研究中，1843年的数据和1893年的数据已经构成完整的系列。

    或许有人问，根据施坚雅对城市人口判定的标准是否可以复原各类城市的人口呢？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为此，我们不妨看看施坚雅所用的标准。他在文章中写道：“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每一个中心地都根据一些标准进行归类，其中有三个标准需要在此说明一下，即：人口级数、城市行政级别、城市的经济水平，所有的推算都以1893年为准。市镇的人口推算，除了那些最大的城市外，一般都是粗略估算，而不是特定数字。为了简化推算程序，便于计算，我确定的人口级别间隔的尺度是，每一等级的上限为其下限的两倍。同时，为了避免人口等级界限与人口推算时常遇到的整数相重合（10000、20000、25000、50000、100000等），我使用了下列数字系列：1000、2000、4000、8000、16000、32000……”（注：施坚雅：《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载于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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