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这一分析相当精彩。换言之，我们通过城市所设商店、手工业作坊的类别和服务业的类别就可以看出这个城市所处的经济等级。但是，施坚雅并没有为读者提供这方面的任何实例。因此，其城市等级划分不可以用来作为人口等级划分的尺度。也就是说，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全国性的与人口等级吻合的城市（中心地）行政或经济等级。正因如此，许多学者在进行实证性的城市研究时，都不以施坚雅的研究作为基础，而只将他的研究作为一种参照。例如，台湾省出版的几种有关区域现代化的研究著作，即是如此。
在施坚雅的数据中，不仅其城市人口数不可靠，而且其据以比较的各区域人口总数也不可靠。施坚雅关于八大区划分的构想虽然很好，但落实在人口数据上，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清代后期官方的户口数据是按照省级政区统计的，如果按施坚雅的大区进行划分，就势必要将户口数据落实到更小一级的政区范围内。清代后期官方的统计数据已不可靠，更何况将其细分至府或县级政区。笔者在《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中，重建了清代五个标准时点的各省分府人口。在此基础上，再以实证性研究来构造区域城市人口等级模式，以估算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城市人口。
以实证性研究来构造区域城市人口模式的方法与施坚雅研究方法的最大不同，在于这一研究的基点是文献记载的城市人口数据而不是预设的未经检验的模式。我们可以通过资料的分析寻找某一区域城市行政及商业等级与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再通过区域之间的比较性研究，建立不同区域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各区域城市人口等级模式不是通过假定来确定的，而是通过实证来求得的。根据各区域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就可以估测区域内的城市人口总数，完成对清代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城市人口的估测。本文也不可能是一个精确的定量研究，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这类研究的可能。和施坚雅一样，本文也想通过模型的建立来推求各区域的城市人口，只是模式建立的途径与施坚雅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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